沒有老師的課室

Delivering Beyond 第一篇（共三篇）· 肯尼亞 -卡庫馬

十八年後重返，帶著一個使命。

十八年前，我二十出頭，在坦桑尼亞的阿魯沙住了六個月。那裡位於基利曼渣羅山腳下，我在當地擔任義務教師和紀錄片拍攝者。當時我讀到一篇文章，講述基利曼渣羅山的冰川正在融化，以及將因此出現的氣候難民。我不想只把他們當作一個數字，我想知道他們的名字。於是我決定親身去感受現實，而不是只在文章裡讀到。在那裡，我看見一個與我成長環境截然不同的世界，結識了許多當地朋友，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那段經歷成為今天 EXP. 所做一切的種子，儘管從未明言。

十八年後，經兒子同學家長的介紹，我認識了 Vincent。他是一位法國紳士，覺得有責任為歐洲人過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作所為，回饋非洲。他把我介紹給 Bidii Yetu 的創辦人 Martin。Bidii Yetu 是一個在肯尼亞北部卡庫馬難民營運作的非政府組織，為那些游離於世界關注之外的人提供工作和教育。

2025 年，我和 Martin 第一次在視像會議上見面。我了解到，他面對的其中一個挑戰是老師不足。差不多同一時間，我聽說自從香港開徵電子廢物回收費後，就連低收入家庭也不再接受翻新電腦。於是我問 Martin，他們有沒有電力和網絡。他說有。C.U.P.，即我們的「電腦升級再造計劃」（Computer Upcycle Project），就這樣在 EXP.LEARNING 之下誕生。

香港知名非政府組織明愛提供培訓和電腦零件；培正中學則派出一隊學生負責翻新工作，帶隊的是陳老師——他正是我當年在培正讀書時的設計與科技科老師。看著自己的老師教導新一代如何修理東西，令人既感驕傲，又覺得自己有點老了。學生們花了一整天，把別人當作垃圾的機器拆開，再讓它們重獲新生，最後完成了十九部手提電腦。

經驗告訴我們，要把貴重物品運往非洲許多地方並不容易，更何況是把十九部手提電腦送到難民營的中心。我也有一個固執的原則：只要能親手送到，我就不會經中間人轉交。所以我們決定親自運送。

前後花了超過九個月、兩度延期，這趟旅程終於成行。2026 年 8 月 30 日，我們從香港國際機場出發，經埃塞俄比亞飛抵阿魯沙。十九部手提電腦全部安然抵達。

我們三人再把電腦帶往卡庫馬：駐場記者 Janis Chan 與我一同從香港出發；Gody，十八年前在阿魯沙為我們義工團開車的司機，從坦桑尼亞加入。由香港到難民營，一共轉了四程飛機、三段車程。9 月 2 日，我們抵達卡庫馬。

十九部電腦到達了阿魯沙，如今有十六部在卡庫馬運作，三部未能倖存：螢幕破裂、電池失效、充電模組故障。我坦白說出來，因為這個故事並不完美，我也不想假裝它完美。除了電腦之外，我們原本知道當地有電力和網絡，但這些遠遠不足以支撐這一整排新設備。我們需要更多電力，更多數據。

於是得知情況的那個晚上，Janis、Gody 和我討論能否把部分預算改撥，幫助他們建設更好的太陽能發電系統，並安裝 Starlink 以加強網絡。第二天，當地報價與我事先向 Claude 取得的成本估算吻合達九成，我知道這些數字已經夠好，於是我們便立即付諸實行。

Bidii Yetu 青年小組的年輕人都已離開中學。基於種種原因，他們大多不會/不能（升讀大學。這裡沒有老師——不是太少，而是一個也沒有。最初的想法很簡單：給他們一個電腦室，讓他們自學。

但一個放滿電腦的房間，很容易變成消磨時間的地方。所以我們提出了更進一步的建議：讓年輕人把它經營成服務社區的網吧。網吧以太陽能供電，靠 Starlink 上網。他們服務街坊，賺取收入，親身體會經營自己事業的感覺。要學創業，沒有甚麼比你的第一位付費顧客教得更好。

電腦是工具，網吧才是重點：賺錢、服務，以及那種源於親手建立、而非被動接受的希望。

室內，電腦在長長的白色桌子上排成一行，每部前面都有一張綠色膠椅。有人在旁邊放了一碟香蕉。學生們受邀投入一項新事業，感到備受歡迎。

Bidii Yetu 的意思是「我們的努力」。我喜歡這個名字沒有說「我們的禮物」或「我們的善舉」。到電腦開機的那一刻，「我們」已經包括了很多人：牽線介紹的 Vincent；香港培正中學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（也是我的老師）；統籌這個計劃第一部分的 Leslie；提供電腦零件和指導的明愛；來自阿魯沙的老朋友 Gody；攝影師 Janis；還有 Martin 和 Bidii Yetu 團隊。最重要的，是卡庫馬的年輕人——他們的努力，現在才剛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