買樓是香港人的重要人生目標之一，但當下冠絕全球的房價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以一個普通三人家庭為例，假如想買一個 600 尺的單位，總共要付 670 萬港元。按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 28000 港元來算，大概需要 60 年的時間才可以付清房債。然而，600 尺其實卻只有三個標準車位的大小。換言之，一個有正常收入的家庭，辛勤工作 20 年卻只能夠換得一個標準車位大小的房間。

當然，樓價高企並不是香港獨有的症狀。環觀全球各大城市，房屋供應都在社會議題上佔一重要席位。最近，香港政府增加印花稅，希望減卻投資意欲。同樣樓價高昂的倫敦市，亦剛在十一月發表了一項極具抱負的房屋政策，務求要在未來六年以內增加可負擔的住宅單位至九萬個，以達到壓抑樓價的效果。在美國加州 East Palo Alto 及 Menlo Park，與房地產完全無關的 Facebook 公司也決定插手，投資 2 千萬美元以舒緩房屋問題，其中 1850 萬元將用作興建住屋。

以上的政策固然重要，但卻不一定能解決長期的房屋問題。房價雖然受投資市場影響，但亦同樣取決於人口增長的快慢。十八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 (Thomas Mathus) 曾指出，長遠來說，人口增長會遠比農產物量增長得快，導致糧食不足而出現大規模饑荒，結果人口銳減。兩個世紀此後，馬爾薩斯的預言（可幸地）並未成真，但我們也許仍可向馬爾薩斯借鏡，反思土地資源與人口增長的關係。

早在 2008 年，聯合國己宣佈全球有超過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，而且城市化的趨勢更是有增無減。時至今日，聯合國估計，2045年全球將有多於 60 億都市人口，是 2008 年的雙倍。根據這個估算，除非房屋供應能以同等的速度增長，否則人口增長很大可能將持續推高房價。

理論上，城市可以無限擴展。然而，每個城市都受不同的條件限制。以三藩市和紐約曼哈頓為例，它們的發展終受它們所處的半島地形所限。又以香港為例，香港大部份的土地都屬於郊野公園用地，不可開拓。再想深一層，就算擺脫了上述的限制，城市發展還會受經濟學所提及的規模經濟所限。當一個城市發展得太快，它就有可能失去原有的緊密結構，令城市基建效益降低，出現交通不便、堆填區過早堆滿的問題。要發揮城市的最大優勢，它需要按合適的速度發展。時下的發展熱潮，卻恰恰與之背道而馳。

住屋稀缺絕不是急速城市化所引致的唯一問題。除了住屋，生活的多樣性同樣重要。無論是工作或是週未的娛樂，每個人都希望有選擇去追求理想的生活。因此，土地利用也成為了具爭議性的話題：綠化帶和公共空間需要增加嗎？歷史建築該保育嗎？新的道路和交通網應該在哪裡興建？這些都不單單是文化或環境問題，亦是空間問題。畢竟，可用土地就只有那麼多，不管怎樣安排，總會有持不同意見者反對。因此，權衡土地用途的利害與城市穩健發展息息相關。

要長遠解決這個城市規劃的問題，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用創意去更靈活、更全面地利用城市中有限的空間。與其鼓勵駕車，不如考慮發展其他更有效的公共交通？與其分隔開住宅和辦公用地，不如綜合多種土地用途，縮短家和公司之間的距離？與其讓每戶都獨自擁有整間住宅，不如考慮共用空間，在私人和共用中取得更有效平衡？上述的措施都助克服隨城市化接踵而來的挑戰。

歸根究柢，有限空間的利用與城市的發展息息相關。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變得更繁榮、更宜居，城市生活更美好，我們就必須從空間角度出發去規劃有限的空間。